[摘要] 在美国没有能与欧洲相比的紧凑城市，从网格上开始构建，人们也都是住在独户住宅里的。它们决定性的城市DNA是低密度的“景观城市”模式。
Juan Miró作为Miró RiveraArchitects的联合创始人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反思了美国城市的价值。他开篇道：“当我们把像哥本哈根这样的城市理想化时，我们就丧失了对于美国与欧洲城市发展轨迹最基本的历史差异的关注。”这位建筑师和教育家给城市发展与转变中的历史事件划出了时间线，用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在规划美国城市时更应该关注自身，而不是套用外部案例。
在我参观哥本哈根期间的所有都是美好的记忆。它的确是欧洲历史老城的典例。然而，当我从我的双重国籍视角开始反思却感到非常迷惑——我生于巴塞罗那，成长于马德里，而后32年定居于美国——我的许多同事在教城市设计的时候总是带有一种对于欧洲城市的偏好以及对于美国城市的低估。比如那些年里，哥本哈根是作为城市设计的顶峰展示给学生们的。当我们把像哥本哈根这样的城市理想化时，我们就丧失了对于美国与欧洲城市发展轨迹最基本的历史差异的关注。
紧凑的城市
Jan Gehl是丹麦式城市规划的主要宣扬者，他关注于人的尺度。这位84岁的丹麦建筑师在1971年发表了他开创性的《交往与空间》(LifeBetween Buildings)并且将他的理论运用到了哥本哈根，因此将这个城市塑造成了步行友好和骑行友好城市的榜样。
哥本哈根并不孤单。大部分欧洲的城镇都意识到它们错综复杂的中世纪城市肌理原本并不是给汽车设计的，所以很多城镇如今把它们的市中心变成了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无车区。美国的游客从欧洲回来后都带着一种对于欧洲城市的扭曲的看法，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迷人的市中心无车区度过的。但是为什么这些历史城市的市中心那么美好?事实是大部分欧洲城市是以密集的定居点开始构建的。几百年间不断强化的保护设施，让它们和周围的乡村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受限于城墙，这些城市在需求导向下变得密集和紧凑。它们决定性的城市DNA就成为了“紧凑城市”的模式。
景观的城市
在美国没有能与欧洲相比的紧凑城市，尤其是那些在19世纪西部扩张时期建立的城市，像波特兰、西雅图、奥斯汀以及丹佛。这些城市的DNA则与欧洲城市截然不同。它们从来没有被城墙所限，这些城镇都是在开阔地上构思，从网格上开始构建，人们也都是住在独户住宅里的。它们决定性的城市DNA是低密度的“景观城市”模式。在逐渐往外扩张的过程中，这些城市慢慢与景观模糊了界限，成为了新的“世外桃源”(Arcadia)，即在自然中梦寐以求的居所。
这种城市扩张往往简单地因为车行导向为理由而被摒弃，但人们忽视了一些早于汽车滥觞的历史根源。例如，这种景观城市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前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7世纪的玛雅城市蒂卡尔(Tikal)就是由中央核心高耸的金字塔和周围围绕的数以千计的居民组成的，这些易腐烂的房屋在热带雨里之中散布。许多现代美国城市布局不仅是反映了这种低人口密度，而且它们也呼应了它的物理结构：市中心的摩天大楼被周围的独户住宅形成的城市森林所包围。
殖民主义的遗产
奥斯汀和紧凑的哥本哈根的城市密度的区别并不能说明一个天生就比另一个要优越。它们只是简单的不同而已——并且这种不同反而很棒。人们居住在不同地方，游历不同地方，体验不同地方的公共空间，因此为什么我们还是如此执着于将欧洲城市的模式视作圭臬?
殖民主义在美洲的国家独立之后还是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在美国，对于北欧的强烈偏好被19世纪20年代的优生学运动加剧了，当时大学里传输种族主义思想并且呼吁要保护北欧“优等民族”。结果就是，移民政策一边拒绝“不受欢迎的族群”进入，但另一边对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则大开国门。虽然这个我们国家的历史倒车在19世纪60年代正式告一段落，这种思想是仍然存在并且随时可能星火燎原的——就像特朗普抱怨说美国在从“*坑国家”中接受移民，指的就是海地这种国家，而不是挪威。
在今天，全世界的城市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种族公平性和包容性。在这个方面来说，哥本哈根不是一个好的学习案例。丹麦的人口结构向来是很单一的，而最近三十年的移民涌入被证明是这个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例如，最近的城市政策将一些特定的移民社区指定作“贫民区”，字面意义上的。而被列进“贫民区清单”——根据政府在2010年的政策——社区需要达到一定的失业率和犯罪率。并且，一般的人口必须是移民后裔。换另一个说法，只要社区主体人口是白人(非移民丹麦人的后代)，一个社区从定义上就不可能被定做贫民区。
如果这不足以让美国的城市规划师们畏缩，系统计划好的对少数种族的驱逐和搬迁也应该使规划师们羞愧。政府宣称说目标是通过在贫民区混合人口来促进民族融合。而批评者则说这个政策是政府针对少数群体的士绅化行为，并且将人们驱逐出自己的家园在法院上也是饱受争议的。
不同于丹麦，美国的文化认同是建立在移民国家的概念上的。《独立宣言》有意或无意间创造了一个生来就是全球化的国家，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观念上的——那就是“人人生而平等”——而不是建立在单一民族对于祖先土地的依赖上。矛盾的是，美洲土著的族群则是被剥夺了土地，跟从非洲买来的黑奴一样，被剥夺了参与建立新国家的机会。这种将这些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族群融入到社会的困境——同时还挥舞着《独立宣言》为他们争取权益——使得美国成为了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巨大的社会试验场，并且至今仍在不断进行中。因此，美国的城市不得不从一开始就强调它们的多种族的特性——而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优生学运动不仅影响了种族主义的移民政策，还许可了种族主义的城市规划实践(比如红线的划分)，而后者需要为持续性的城市种族隔离负责。
接纳美洲地域特色
那么到底要去哪里找寻学习的案例呢?美国的城市规划师应当将关注的焦点从欧洲转向其他的美洲国家。北方的盎格鲁美洲和南方的拉丁美洲共享着同样的历史长河——欧洲殖民主义，原住民被屠杀，奴隶制，独立运动，以及最后面对的种族共存挑战。最好的实践应该在这个区域的城市中相互交流，无论大小尺度，从里约热内卢或者圣胡安，到迈阿密和芝加哥，从墨西哥城或者圣地亚哥到洛杉矶和丹佛。这些城市不仅有相同的低密度城市的DNA，也有着相似的城市问题，比如经济和种族不平等，地方暴力，无节制增长模式，以及自然灾害。
另外，通过理解到现代美洲城市是几千年前哥伦布时代前的土著城市传统的一部分，规划师们也能得到新的认知。比如卡霍基亚是密西西比流域文化的大中心，或者比如特奥蒂瓦坎作为公元5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是在火山摧毁了墨西哥南部山谷之后巧妙规划的。学生们应该被教授关于这些多民族首都的知识：关于城市朝向是如何精巧地根据基本方向和自然特征而设定的，或者是天体位置是如何指导整体城市布局以及指导纪念碑、公共广场和居家空间的概念定义的，以及他们对于融入神圣的周边环境的追求是如何导致了被意义所灌输的城市设计的。
在20世纪，伟大的美国建筑师寻求建筑与自然的深度联系。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创造了一种新的建筑类型——有机建筑——一个基于美国的景观提出的概念。他也构思了“广亩城市”，即他对于理想的景观城市的构想。 巴拉甘(Luis Barragán)向世人揭示了墨西哥的佩吉格尔火山景观的惊艳的魅力，开拓了适应于环境的创新发展。尼迈耶(Oscar Niemeyer)模仿了巴西景观的丰茂景象，创造了富有美感的大胆的建筑。在欧洲模式之外，这些有远见的建筑师们受到他们自己生活的土地的影响，把现代建筑带到了新的方向。
面对21世纪挑战的美国城市也应该这样：城市设计和解决方案应当发源于它们特定的历史文脉和环境语境。让我们感谢Gehl先生和哥本哈根给我们带来的令人叹服的城市设计课，但同时也让我们把我们的关注点放到离家园近一些：谦逊地接纳土著给我们上的尊重自然的一课，加入到我们美洲同伴的力量中去——不管是北美还是南美——来共同畅想我们城市的未来。
Juan Miró是德克萨斯大学城市研究系的David Bruton,Jr. Centennial教席;是位于奥斯汀德克萨斯的MiróRivera Architects的联合创始人;是*Miró Rivera Architects: Building a New Arcadia*的联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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