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记者采访了三位贝鲁特建筑师，这三位建筑师都有建筑因爆炸而受到损毁，他们谈到了各自受波及的项目，以及对贝鲁特重建的看法。
2020年8月4日，约6个月前，贝鲁特发生了一起大型爆炸事件，虽非核爆炸，但却是贝鲁特史上最大爆炸事故之一。爆炸过后，这座首都城市的北部沦为废墟，4万栋建筑被炸毁。当时已经完工的、由当地及国际建筑师设计的新式当代建筑亟待重建，而重建工作面临困境，需要解决一系列存在主义问题，例如：这些受到损毁的建筑应该建成什么样子?建筑师应该按照原样重建、清除灾难痕迹，还是保留伤疤描绘现实呢?
出于探讨问题、拓宽视野的目的，ArchDaily的主编采访了Bernard Khoury，Paul Kaloustian，Lina Ghotmeh三位贝鲁特建筑师，这三位建筑师都有建筑因爆炸而受到损毁，他们谈到了各自受波及的项目，以及对贝鲁特重建的看法。
Bernard Khoury：探索现在
Bernard Khoury有三个建筑直接受到爆炸的冲击，分别是刚完工的Saifi #450塔楼，地块#1063 (R2)，以及离爆炸地最近的地块#1072。奇怪的是，其中一个建筑顶部居然有两门大炮。这些按照地块命名的建筑被炸掉外层，玻璃、木头、合金和铝部件受到损毁，结构体也受到破坏。ArchDaily在Bernard Khoury的贝鲁特办公室采访了他，请他谈论对黎巴嫩历史的看法以及他的重建计划。
AD：你的三个项目受到爆炸的影响。这些建筑在贝鲁特城市肌理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们是如何处理与历史的关系的?
BK：这三个建筑，plot #450, plot #1063 (R2), 和 plot #1072，从很多方面看都很有地域感，关照了地理环境，与港口的色彩相呼应，致力于成为当前城市的延伸。原先，它们体现了一个危险而又简单的贝鲁特，经此转变后，它们呈现出一种不同的色调，不同于人们想要赋予给这个城市的色调。贝鲁特并不是米黄色。我对这种单一色调单一画面的说法持批判态度。这种批判始于我早期对Solidere项目(就是那个90年代进行的内战后市中心重建项目)及其历史关系处理的反应，而Solidere项目对历史关系的处理莫名止步于法属叙利亚托管地时期。这一段历史，黎巴嫩共和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的历史，离我如此之近，但却没有关于它的记录。不幸的是，当谈到城市历史和历史遗产，这种对历史关系的处理现在仍然占主导地位。当谈论建筑遗迹受到损毁时，人们立刻指向Gemmayze街区的奥托曼式垫脚软凳和殖民地时期的房屋，而如果20世纪50年代之后建造的建筑遭到损坏，则无人问津。不是过去，就是未来。没有现在。我对现在的定义可以追溯到黎巴嫩建国早期。
说回我的建筑。建筑Saifi #450特别有趣的一点是，它位于Solidere区域的边缘地带，见证了一些我们难以面对的事件，而且我们不愿意将那些事件纳入我们那种进经过美化的、单调的、过度简化的历史之中。
在我看来，与这现实伴随而来的是这样一种可能，即塑造一种普通认同的、恰当的、有关联性的历史，这种历史塑造应该先于任何重建计划。这个过程最终将带来一种允许人们活在当下的建筑项目。如果你不这么做，你会在政治方面、文化方面、以及历史方面有所失去。
建筑#450是一个防御工事，利用起重机作业，它与我同时期在其它更稳定区域所作的开发项目不一样。事实上，我当时在做着两个截然相反的项目。在#450最初的项目文件中，第一句话就提到了港口。“贝鲁特是一个港口城市。”这个建筑诚实地反映出港口环境以及这个街区的酸腐刻薄。这不是博物馆，也不是纪念馆，这个项目不具备担负任何政治立场的功能。这是一个私人开发商开发的住宅项目，它允许你保持一种在其它环境下无法保持的激进的立场。
没有人要求你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因此，你可以畅所欲言。贝鲁特迫使我将建筑作为一种政治行为来实践。
我的建筑生涯遵循着这种原则，从1991年的进化伤疤项目，到1998年B018项目中我负责的一批早期建筑，接下来的1999年Centrale重建项目，以及21世纪早期的Yabani项目。虽然这些都是战后才建成的项目，对我而言，战争并没有结束。
AD：你如何看待贝鲁特重建工作?
BK：我认为应该视情况而定。就Mar Mkhayel区域(贝鲁特medaware区的一个住宅区和商业区)及相关管辖部门而言，我认为重建工作将很具有有机性。毕竟，它一直都很有生机，与Solidere项目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也觉得，重建工作将比我们想象中快得多。
AD：你如何处理你的项目?你是否已经与开发商协商解决方案?
BK：处理自己的项目感觉很奇特。这么说吧，我以前参与过他人负责的旧建筑重建工作，但现在，这些项目是由我负责的，它们才建成没多久。我把重建工作看成是做手术，去了解病人情愿消除或者保留伤疤到何种程度无疑是有趣的。我确实已经和开发商谈过三个项目中受损最严重的项目#1072的重建工作，并且就如下一点达成共识：重建工作将不会恢复原样。我认为这代表一种宣示。你可能会觉得，此次创伤过后，人们会希望消除掉悲剧发生过的痕迹，但事实并非如此。
2009年我们开始这个项目，那是十多年前，开发商提出了方案，给出了相关数字，指定了建筑方法和材料。那时候大多数成本花费在外汇上。当时我们身处一个金融泡沫的时代，建筑行业也是这个金融泡沫的一部分，而开发商希望以特定的标准进行工作。例如，他们情愿花高价从中国进口建筑贴皮材料，而不愿冒险开发当地的低成本材料。当然，这也不大可能通过账本来评估，或者通过文件来明确。
现在，这层表皮已经没有了，按照原来的方式行事无疑是金融自杀。我提议用当地可得的材料替换掉受损的部分。目前我们正在评估表层可以修复的部分，以及已经缺失的表层部分，以此获得更明确的方案。我们进行的商讨纯碎是出于金融和经济角度，但是也不乏一些政治考量。
我认为与当地工匠和手艺人合作是一种政治行为，我早期就是这么做的。我早期的建筑完全采用可转化材料，如Centrale项目，一切都在现场完成。
Paul Kaloustian：改变现实
与爆炸的严重程度相比，建筑受到的损毁程度相对较小，考虑到这一点，Paul Kaloustian面临这样一个现实，即他的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不会再跟原先一样。他的项目受到阻碍，如著名的Ballroom Blitz夜总会项目，留下诸多苦涩。ArchDaily在Gemmayze街区Paul负责改造的建筑里与Paul进行会谈，聊了聊他的对建筑的看法。
AD：你如何看待此次爆炸事件对建筑场景的影响?
PK：我认为去年发生的三件大事，即经济崩溃，新冠疫情，以及爆炸事件，给黎巴嫩的设计行业，以及那些乐于深思的人，留下反思的时间，回顾过去，观照现实。事实上，我感觉我们如今的生活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脱离了现实，过去那种病态腐败生活的现实。作为设计师，我们找到了一种在混乱中工作的方式。
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谈到了事件理论。在他看来，事件意味着现实的改变，这种改变会让事物发生变化，没有这种变化，变革将难以成为可能。我们或许应该将此次爆炸事件视为一种事件，有“前”因“后”果。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反应迅速，有能力修复破损，可以重建，或者说，可以回顾过去。我对自己的建议是，保持距离，想想新的可能，想想一个崭新的世界，将爆炸事故视为一种事件，不要不加思索地投入到重建、创新之中。我并不是说我要推动一场革命，改变现存的系统，而是希望至少能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不确定该如何行动，但至少能够确定，这事关突破无所不在的混乱，并在此之外有所创新。
通过质疑求得创新，而不是深陷于我们自己的西西弗斯困境，在成功、满足、幸福感的错觉和自以为的韧性中建立生活。在我看来，黎巴嫩人谈论的韧性有所偏差，我忍不住质疑：我们是机器人吗?是蠢货吗?是超级英雄吗?
保持距离，有所创新。改变我们的建筑，开始更多地考虑自然，考虑延展性，以及外界联系等，去掉花哨。我们应该回归到人类尺度。我们的机会就是退后一步反思过去。此刻我在此处有此想法，虽不成势头，但如果人人如此，凭着规模巨大，将会带来改变的动力。思想推动革命。
AD：你如何看待重建?在重建中，哪些应该保持原样，哪些则不然?你会如何保存城市肌理和集体记忆?
PK：卒姆托将历史视为动态中的事物。如果碰上废墟，他会在在废墟上重建。对我们而言，这钟做法相当大胆，也非常有趣。修复的方法很简单，但一旦谈到城市肌理，就非常复杂，尤其当城市肌理已陷入危险之中。我认为，作为建筑师，我们很难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专业的法规和政策。
另一方面，很难将建筑恢复到跟爆炸前一模一样。那些标志性建筑也不例外。事物显示，这是一个不同的时代。比如说，Lebbeus Woods曾提议将有机体与现存结构联系起来。遵循这种逻辑，如果我们想象类似的情况，扩建私人住宅，创造半公共空间，向城市开放，那会怎么样?把我们建筑师认为重要的东西，如公共空间、大自然等，引入到私营部门，这显示出一种实证主义。最重要的是，不要被庸俗艺术、象征主义、以及低劣的浪漫手法所迷惑。
AD：你如何看待此次爆炸事件对你未来概念流程以及建筑手法的影响?
PK：在爆炸事件发生之前，我对某种新建筑很感兴趣，在新的形式和空间方面进行了一番探索。我当时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我觉得，应该继续进行深化。
首先，我们必须将自己置于全球环境中，以及当地环境之中。我更倾向于回归人类的本质，引入简易的手法，创造新的观念，试验不同的尺度，不断探索如下问题：为什么不这么做，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做?从根本上说，这关乎让人们与这个充满魅力的世界重新建立联系。没有教条主义的空间，不用去理会什么运动，每一位建筑师都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风格，走自己的路。
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一切都有可能。人类的直觉、创造力、洞察力蕴含力量，那些我们无法解释的事物也蕴含力量。我认为，我们应该发挥它们的作用。
爆炸事件发生时，Lina Ghotmeh的石花园项目正处在最后的完工阶段，因为离爆炸地点一英里左右，建筑结构顶住了爆炸的冲击力，但玻璃和铁部件全部损毁。ArchDaily与Lina Ghotmeh探讨了此次灾难对她项目的影响，以及她对贝鲁特当代建筑重建工作的看法。
AD：你那些项目受到了爆炸的影响?损毁程度如何?
LG：我才刚刚完成石花园项目，这是港口附近的一个塔楼，距离爆炸地点还不到一英里。它既是一栋住宅建筑，也是一间服务于中东地区的图像和制作美术馆(Mina Image Center)。此项目既具有建筑意义，也具有社会意义。从建筑方面讲，我希望这座塔楼能表述贝鲁特这个城市，它的建筑规模和历史。这个具有雕塑感的塔楼建筑，锚定地面，由娴熟的手艺人手工完成;它从贝鲁特城市的高度展现了这个城市收获自然的积极一面，所有的窗户都有内置的花园和地板。这有点像一个充满希望的建筑界的文艺复兴。这个建筑本身也带有社会含义。作为美术馆，它复兴了中东摄影和图像制作，内容上跨越了贝鲁特的不同文明和文化。公寓单元无一相同，充满了个体性。城市中的那种主宰社会家庭结构的典型的或者说原型的普通公寓方案在这里是没有的，人们有自由远离那种公寓结构的束缚。
爆炸发生时，我正赶往现场准备确认最后的完工细节并交付项目，这个带有玻璃幕墙的建筑充当了掩体。它朴素巨大的体量保持了完整性，花园里那些小树也幸存了下来;不过，所有的窗户和金属部件全部碎裂，电梯完全变形，公寓的内部一片混乱……
开发商对建筑进行了3D扫描以评估损毁程度。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资金，如何为重建工作提供资助。这很难，每一个人都濒临破产的边缘，眼下都束手无策……
AD：你如何看待贝鲁特受破坏的当代建筑的重建工作?
LG：我们应该考虑，我们想要如何重建?想给这个城市带来什么?如何在爆炸事件的记忆上进行建造?如果保留爆炸的痕迹，应该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我们应该留下一个共同的线索，一个在所有受到破坏的建筑上共有的物理标记，提醒我们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提醒每一代人肩负的责任，不要满足于现实，不要屈服于现实。
这是一个新的现实，我们应该将之融入到我们的建筑中;我内心是一个考古学家，我喜欢探索，追根溯源，保留过去的痕迹，重新阐释。我认为，我们应该重新记下发生的事件，赋予这个事件的记忆一个物理表达方式。这并不是为了纪念发生的事故，而是为了从过去吸取教训，建筑就是我们的工具之一。
AD：关于“新”建筑重建工作的未来面貌，你能谈谈你的看法吗?
LG：人们应该质疑这些建筑的公共尺度。爆炸事件(看上去挺残暴)证明，这些建筑都有共通性，即它们都或轻或重遭受破坏。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应该与公共空间建立何种关系。
这次，在破坏之后重建之前，我也在反思。我们应该如何利用废墟?
建筑的破坏和重建的中间状态，存在变化的可能性。在这些建筑在等待重建之际，如果将它们转变成公共实验室，或者绿色生活的天堂，会怎么样?我觉得，可以在建筑内部引入一种诗意。我现在仍然对当时玻璃碎裂的情景印象深刻，眼前一直浮现出玻璃碎片包围着建筑内部的画面。
以上就是建筑界知识频道给您带来的“城市灾后如何重建，看看贝鲁特展现的当代手法”分享。我们会持续为大家分享更多建筑设计相关的知识给大家，寻找建筑之美，探索建筑之路。欢迎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