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中国城镇化的不断深入，各类资源要素正加速流向中心城市，中心城市的蓬勃也在辐射带动所在区域的整体发展，形成了连绵的城市带。
都市圈和城市群成为了承载城市功能的高级形态，也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新风口”，也是未来5-10年中国发展最大的“结构性潜能”。城市群将是是中国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而都市圈则是城市群的硬核。
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城镇化又往往受到地方政府的强力主导，无论是城市群还是都市圈，都会受到行政边界的制约，相比于动辄绵延百公里以上的城市群，都市圈的地域范围更小，也往往和行政区重叠，中心城市也多是本省的政治中心。但长三角的经济地理格局和地域发展梯度差异，却在安徽塑造了独特的跨省共建都市圈格局。
安徽城市跨省“入圈”
安徽一省已经“拥有”四个都市圈，但有三个是跨省共建——皖北的淮北、宿州加入了徐州都市圈;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加入南京都市圈;黄山已经加入杭州都市圈，宣城想着梅开二度，同时申请加入杭州都市圈。
三个都市圈中规划最早，对安徽辐射最大的首推南京都市圈，其吸纳的皖江沿线城市——芜湖、滁州、马鞍山，也恰是安徽除合肥外最为精华的所在，三城经济总量和人均值等各项社会发展指标均在安徽省内前列。
2000年国家提出实施城镇化战略实施以来，大国大城迅速崛起，各地也掀起了创设都市圈的热潮，安徽东边的两个发达省份在很早开始行动。
2003年，江苏省提出了建设三大都市圈的概念，南为苏锡常都市圈，中部是南京都市圈，北部是徐州都市圈。同年《南京都市圈规划(2002-2020)》获江苏省政府批准，已经将安徽省多座城市纳入规划之中，但此时还是主要推进省内的宁镇扬一体化，对省外只做建议。2010年，国务院发布《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明确要求做好南京都市圈规划编制，南京都市圈开始进入国家战略视野。2021年初，国家发改委批复同意了《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这是第一个中央层面通过的都市圈发展规划，也是目前为止唯一的跨省域都市圈规划，由江苏省、安徽省两省政府联合印发，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和南京都市圈同时诞生的徐州都市圈，诞生伊始就以淮海中心城市自居，在苏北和鲁南的多年经济比拼中，苏北胜势已经明显，徐州也摆脱了昔日的资源依赖，成为了淮海城市的当仁不让的执牛耳者，而皖北依然在艰难探索转型之路，直到2021年11月，安徽省官方层面表态支持宿州、淮北深度融入徐州都市圈。
杭州的都市圈规划成熟较晚，直到2010年，浙江省政府才批复《杭州都市经济圈发展规划》。最开始十分低调，仅仅包括浙北平原上杭绍嘉湖四座关系最密切的城市，杭州的高速发展是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蓬勃，杭州都市圈也在近年不断扩容，2018年，浙江省衢州市、安徽省黄山市正式加入杭州都市圈。此后宣城市也成为了观察员城市，并积极争取入圈。
散装的安徽
安徽对于跨省共建都市圈的接受，是基于当下安徽与长三角发达省份经济联系和发展差距的理性态度，积极主动融入长三角也是安徽一以贯之的区域经济战略，经济腹地竞争虽然难以避免，但通过行政壁垒阻碍区域资源要素的正常流动无疑更不可取。
相反，安徽南北各地联系较弱，而东向联系密切，是历史时期形成的漫长传统，明清以来逐渐定型的长三角行政区划格局则是后来者。这也是安徽建省以来长期挥之不去的痛点：南北差异性较大且经济联系较弱，长期缺乏一个能够辐射全省的经济中心。
安徽和江苏的最大共同点，其实就是他们的“散装”，原因也很简单——他们是同源于明代南直隶的双胞胎。
在朱元璋定鼎南京，建立大明之后，按照惯例，要筹建一个拱卫京师的直隶省份，这个直隶同时要涵盖当时最为富庶的江南和作为帝乡和龙兴之地的淮西地区，于是在明太祖的一手擘画之下，苏州府、凤阳府、扬州府等14个府级地区都被划入南直隶之中，无论从土地、人口、财赋等方式看，都是大明朝当之无愧的超级省份。
但这样的划分，也打破了当地的自然边界和人文界线，自南到北纬度的增高造成水热差异，而水系的流向也分割了区域的联系，各类自然和人文要素呈现出东西延伸，南北差异的分布格局，如自古淮北一代就和河南、山东同属华北平原，而淮南和江南地区也依靠河流的天然界线自成一体，但这些差异极大的地区都被一股脑装进了南直隶，而后又在清代被东西切割成为了安徽省和江苏省，一直延续至今。
长江淮河将安徽分成了皖北、皖中、皖南三大地块。但按方言文化、则可自南向北分为皖北(中原)、江淮、徽州三大区域。皖南地区的北部和东部原来都是吴语区，晚清太平天国战争使人口锐减，江北移民随后涌入，造成了皖南地区语言错杂的现状。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这三块的区域的人群方言习俗呈现出南北各异，但东西相近的情况，譬如皖北和豫东徐州同属中原文化，而江淮地带则和苏中苏北都讲江淮官话，江淮的水运也让两地交流密切。而南方山地的徽州自成一格，语言和东边的吴语接近，新安江水道更把徽州和赣东北直到杭州相连，明清时期徽州商人更是遍布江南各地，有“无徽不成镇”的佳话。
晚熟的合肥都市圈和探索中的一体化
但安徽的“不幸”在于，她在散装上和江苏相近，却在省内却缺乏一个如苏南一般的经济文化高地。近代以来，安徽的经济版图可以自北向南分为淮河经济带、皖江经济带和徽州经济带，崛起了芜湖，蚌埠两座突出的工商业城市。芜湖因通商和米市迁移至此而兴盛，成为皖江流域的经济中心，淮河岸边的蚌埠由铁路而兴，但其城市发展均十分有限，在当时就扮演着更高级别城市的次级商业节点和经济腹地的角色。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开始了对重工业的高度投入，尤其是为了改变旧中国工业基地集中于沿海地区的分布情况，工业投资向内陆城市倾斜。安徽的多个城市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而崛起，省会合肥也由于政治中心的地位接受了大量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区域不均衡的发展阶段，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区域优势和政策红利率先发展起来，作为中部的安徽则一度陷入“中部塌陷”的困境之中，皖北的老工业基地也越发显露疲态。2006 年“中部崛起”战略正式实施，此时的合肥的首位度在中部六个省会中列居末尾，在经历了前期皖江开发的不温不火后，做大做强省会成为安徽经济发展的主流话语。
2005-2015年，诸多利好加持之下的合肥，以959%的增速位居省会城市第一，与省内其他城市的差距也快速拉开，在2019年更是与南京、杭州并列，成为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副中心之一。
相较于东部先发制人的中心城市，合肥都市圈的出台酝酿了更久，早在2006年安徽省层面就出台了省会经济圈，到2008年才名正言顺的提出合肥经济圈，而历经了10年的发展，直到2016年才将经济圈升级为都市圈，扩容后包括安徽省合肥市、淮南市、六安市、滁州市、芜湖市、马鞍山市、蚌埠市、桐城市(县级市)，区域面积57000km⊃2;，占全省的40.6%，人口1350万，占全省的43.2%，而经济总量和社会消费总额则占六成以上。
强省会也带动了安徽省GDP总量排名的上升，然而全省人均GDP依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排名20开外，省内的区域差距也正在放大，南强北弱的格局日益明显。根据2020年的数据，安徽全省104个区县中，在人均GDP超过10万元的10个区县中，无一例外全部属于淮河以南的江淮地带。
而合肥都市圈的范围也基本在这一范围，恰好覆盖了安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足以充当全省发展核心增长极，但在辐射带动后发区域方面尚显不足，对此的区域战略在省内是培育芜湖、阜阳等省域副中心，在省外，则是打破行政壁垒，积极融入跨省都市圈。
这种探索不仅关乎是安徽自身的发展，更是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江南智造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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